据文献记载，我国历代重视祭祀，《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或曰《洪范》八政，三曰祀。《后汉书·郊祀志》还说：“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所谓“祀者，所以昭考事祖，通神明也”（《汉书·郊祀志》及颜师古注）。或曰：“祀，请祭祀也。”（《汉书·郊祀志》及颜师古注）这种种解释，反映了传统观念中古人对祭祀的认识。

从我国的考古发现来看，在原始社会前期，无论是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还是丁村人，都不掩葬死者，并没有祭祀活动。孟子曾说：“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则举而委之于壑”（《孟子·滕文公》）。据考古发现，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葬中，曾在死者的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并随葬有石器和装饰品。他们认为，赤铁矿粉末是血的象征，人死血枯，加上同色粉末就能使死者生命长存。这一发现说明在17000年前，中国人的思想上已产生了灵魂不灭观念，并对死者进行祭祀。这种埋葬死者的祭祀活动，随着岁月的推移被人们继承下来。

“黄帝崩，葬桥山”表示了人们对他的悼念和敬意。《国语·鲁语》记载了有虞氏、夏后氏祭祀黄帝。《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周威烈王四年）“作吴阳上  ，祭黄帝。”

西汉王朝建立，刘邦班师入关，曾提出：“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刘邦又问：“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臣下找不到理由。刘邦紧接着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史记·封禅书》）。此外，又颁下诏书说，我极重祠而敬祭，从现在开始，祭上帝以下当奉祀者，各安定时，沿惯例进行。

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当他在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听到臣下讲述黄帝升天神话的场面时，叹曰：“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后来北巡朔方，勒兵10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记·封禅书》）。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巡边，“还，祠黄帝于桥山。”（《汉书·武帝纪》）这是今所见到桥山黄帝陵祭祀的最早记载。
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二年（公元25年）“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黄帝位在丁未之地”（《后汉书·祭祀上》）。进行了又一次重大的祭祀活动，到明帝、章帝等继位，均不断有祭黄帝的活动。同时，《后汉书·礼仪志》中还专列有“黄郊”的仪式，规定在每年“立秋”之前十八天“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于戚，舞《云翘》、《育命》。”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的祭祀或因战争而时断时续，或因黄帝陵异说而不在一地，但总地说来则是经久不衰，而且帝王祭祀外，名人祭祀及其赞颂之作也流传下来。如三国时曹植的《黄帝赞》。

唐代高祖、太宗之时，每岁“夏季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帝轩辕，配后土”（《旧唐书·仪礼志》）。杜甫诗作有《翟道城》、舒元舆诗作有《桥山怀古》。《册府元龟》载：唐代宗“大历五年，  坊节度使藏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从宋李  《黄帝庙碑序》知，宋仁宗嘉佑六年曾遣专官祭祀。范仲淹有《祭黄陵》诗。元张三丰有《桥山祈仙台》诗，这首诗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后世和韵之作不断。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四年，大兴百神之祀，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再次考定黄帝陵确在中部（今黄陵县）。特遣中书省管勾甘，赴黄帝陵致祭，这次祭祀留下的祭文，成为后世所见时代最早之作。此后，有明一代诸帝祭祀不断，流传至今的祭文有10多篇，先后由皇帝派遣的官员有应城伯孙杰、二科给事中霍荣、鸿胪寺丞张昱、锦衣卫加正一品俸部指挥使侯昌国、延安府知府郭文和、徐安等，还有道士石仲坚。

清代由顺治、康熙到道光诸帝，力倡满汉一家，或为某帝即位、祝寿，或因歉收而祈福，或因皇太子废立，或因黄淮工程告成，或因某军事告捷等均遣专官祭祀黄帝陵，传世的祭文有30多篇，先后派遣的官员有：鸿胪寺卿刘楷、礼部笔贴式马公、都察院协理院事左佥、大理寺少卿莫殷、户部右侍郎加二级张世爵、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蔡升元、翰林院侍读学士世臣、太常寺卿熊学鹏，宗人府府丞李友棠、内阁学士唐古泰，以上是中央政府一级的重要官员。还有陕西榆绥镇总兵官郭维昌、西安右翼副都统甘露等。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同年3月派人祭祀黄帝陵，据说孙中山写的祭文手迹遗失，今留下“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见《黄陵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7月）的文句。于右任1918年清明节拜谒黄帝陵，后约友人将黄帝功德之见于记载者，编成《黄帝功德纪》一书，于1935年由南京仿古印书局出版。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4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谨推委员张继、邵元冲；国民政府敬派邓家彦；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公推邵力子、郭英夫、冯钦哉、雷宝华、李志刚、宋志先等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同时，确定清明日为“民族扫墓节，每岁举行仪式。”1937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林伯渠），各自携带祭文来到桥山，列队致祭，并各自宣读祭文。1937年4月6日《新中华报》报道中说：“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全民族团结。”这是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对唤起全国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38年4月5日，国共两党又一次共祭黄帝陵。蒋鼎文以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孙蔚如以陕西省政府主席身份，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身份到黄帝陵祭奠。1939年至1943年清明节，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均特派官员到黄帝陵祭祀，主祭人先后有张继、蒋鼎文、王陆一、熊斌等，这期间，蒋鼎文为黄帝庙大门题“轩辕庙”；程潜为大殿题“人文初祖”；蒋中正题“黄帝陵”，至今保存完好。

1948年3月10日，黄陵县和平解放，1949年4月5日（己丑年三月初八清明节）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何厅长和黄龙专区专员黑志德到桥山祭奠黄帝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据现有资料看：1955年4月5日开始到1962年都派遣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到黄陵县桥山公祭轩辕黄帝陵，如成柏仁、韩兆锷、杨玉亭、孙蔚如、任谦、时逸之等都先后担任主祭人，陪祭人则有省、地、县等有关方面的领导和群众代表。1958年，黄陵县人民委员会，曾上书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求为修复的黄帝陵题字，毛泽东主席看后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祭黄帝陵文》，题字的事最好让郭老（郭沫若）去写。随后，他就把信批转给郭沫若。同年5月，郭沫若将写好的字交给秘书寄到黄陵县。1963年修复黄帝陵祭亭时，将郭沫若的手迹刻在石碑上，竖立于黄帝陵前的祭亭中央。

1963年到1979年，未进行祭祀。

1980年清明节恢复祭祀活动，此后，每年都由陕西省人大常委会、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政协、延安地区行政公署、黄陵县人大常委会、黄陵县人民政府和各界代表进行祭祀，此为公祭。同时还有国家领导人，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不时到黄帝陵祭祀。

（原载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五千年血脉》）